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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江西的巅峰

2012-08-19 23:39 来源:华夏地理网 点击: 文字:T T  转播到腾讯微博  分享至新浪微博 | 注册并投稿

撰文:朱虹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宜丰县洞山山路边“夜合石”往下有溪水长流,传说当年良价禅师涉水悟道,边上石刻为宋代著名诗人苏辙写的《游洞山》:古寺依山占几峰,精庐仿佛类天宫。三年欲到官为碍,百里相望意自通。无事佛僧何处著,人群鸟兽不妨同。眼前簿领何时脱,一笑相看丈室中。
 
  江西,春秋属吴地,战国属楚地,秦为九江郡,汉为豫章郡。汉代的豫章辖区与后来的江西省大致相当。历南北朝至唐代,江西人文一直在深蕴厚蓄之中。宋代以来,江西人文蔚起、名人辈出。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禅宗的腹地;三是心学(理学)的心脏地带;四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五为道教的重镇;六为经济与治术之地。

     就文学而言,江西可谓“名家巨擘贤材荟萃,鼎钟野瑟相激百世”。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到宋代,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

     纵观两宋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擎,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从两宋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从宋代文学诗歌、词章、散文三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元代文学以曲著称,而江西文学家秉承前代之余烈,在传统诗文方面仍独占鳌头,元诗四大家中,江西就有虞集、范椁、揭傒斯,占了三大家。明代汤显祖的戏曲影响巨大。但总的来说,明清两代江西文学的影响不如宋元,江西文学的高峰渐次退潮。

     就思想文化而言,宋元明三朝江西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他省少见其比。以宋代而论,欧阳修直承韩愈,著《本论》发道学之端;刘敞经学独步一时。李觏著《周礼致太平论》于先,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周敦颐长期在江西为官,晚年寓居九江,其学术流传自庐山濂溪而始。南宋朱熹发明二程、横渠之说,俨然为一代儒学宗主。陆九渊得学孟子,与朱熹二分天下,挺立卓越。元代吴澄是一思想大家。而明代江西思想学术之盛,人物之多,更超越宋代。明初吴与弼、胡居仁学术之精,举世公认。而浙中王阳明倡致良知学后,江右王门成为其学术的主流。黄宗羲《明儒学案》里,王门学案,江西独占其九,人数达三十二人,浙中才占其五,江西学术在全国的地位,可见一斑。

     唐宋以来,江西佛、道之盛,大德大师历代涌现,蔚为大观。

     首先,江西是禅宗的发祥地。从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以下,到沩仰宗、曹洞宗和临济下杨歧、黄龙二系的列列龙象大德,可谓精光奇彩,美不胜收。禅史所称“马祖建丛林,百丈定清规”,指的就是赣西北丛林密集的禅宗基地。纵观从行思、怀让到五宗鼎立的二百年间禅宗史,可以说禅宗的全部繁荣过程,其根源都离不开江西。作为宗派,洪州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黄龙派、杨歧派,都有祖庭祖塔在江西。

     其次,江西道教源远流长,教派叠起,高道辈出,影响很大,在中国道教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江南占有主导地位。现存道教分为正一派与全真派两大派别。正一派之源即在江西龙虎山,此为世人所公认。从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陵在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到江西龙虎山等地从事创教活动之后,江西有组织的道教开始发端,龙虎山遂成为道教发源地。此后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利用下,江西道教各门派逐渐得到发展,特别是唐、宋、元、明时期达到了鼎盛。

     在落实层面,从主观的道德实践,成圣成贤,到客观层面的典章制度,开物成务,江西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前者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举凡田赋、盐铁、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礼乐、名刑、经籍、封建、天文、物异、舆地、四夷等有关定国安邦之事,都一一通考,以备治国之用。后者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知识技能之便利,是事关“利民用、厚民生”的百科全书。

     江西古代文化的繁荣与这一历史时期江西经济的繁荣发展有关。当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交通大动脉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现代学者徐复观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江西文化是中国文化长河的重要支流,其辉煌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可以说大放异彩,影响深远。

     朱熹曾经论及江西人、江西文化,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是“志大”,即志向高远,有建立体系的气魄;第二是“耻于人同”,即江西的文化不喜欢依附他人,勇于建立有创新意义的新说;第三是“坚执”,即敢于坚持自己的学说,不轻易随时风而变,也不因有人批评而动摇;第四是“秀而能文”,就是文采飞扬,富于雄辩,文章出色。朱子所言,对今天江西的文化建设、对江西文化人的追求仍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考察江西文化和地域的关系,我们看到,从先秦时代以来,江西文化与中原的交流与传播已经展开,江西文化虽灿烂于宋明,但肇始于汉代。东汉“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是豫章高士,名显一时。而东晋陶渊明,则是江西古代文化的一座奇峰。

     轴心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孤立地发展自己,江西也不例外。赣江水道连接南北虽为江西文化与外界的互动提供了便利,但总体而言,江西半封闭的地域特征仍很明显,这使得江西文化传统和氛围得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宋元明时期的五六百年间,为什么只在江西出现这么多杰出的文化人物,为什么江西文化得到如此繁荣的发展,不能说和江西的风土人情、文化环境没有关系。

     江西自宋代以来,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资源。深入盘点、整理、发掘这些文化资源,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联与互动,从而为振兴当代江西文化寻找支点和依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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