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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里来了年轻人

2012-09-17 19:02 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 文字:T T  转播到腾讯微博  分享至新浪微博 | 注册并投稿

(向春/图)

 

编者按:一项借鉴美国白宫实习生制度的“省政府见习生制度”正在陕西西安试行,从象牙塔到省府大院,50个大学生在这里触摸到国家行政机器清晰跳动的脉搏,目睹鲜活而复杂的现实,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经历。

“帮不了他们,但至少也能安慰他们。”

“省长跟你们说真心话,一嘴官话的却是你们。”

2012年夏天,西北政法大学学生孙顺舜度过了一个“幸运”的暑假——他成为陕西省政府邀请的50名大学见习生中的一员。

这一做法源自陕西省省长赵正永的提议,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亲见了美国白宫大学生实习制度,有感于这一制度让年轻人“获得与美国最高决策层共事的机会”,遂开始推动陕西大学生的政府见习制度。

50位像孙顺舜一样的大学生,走出象牙塔,进入多个省直部门和单位见习。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把对省级政府诸多遥远的想象具化成现实和细节,并汇集为一群年轻人特殊的成长记忆。

“体制内”前奏

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崔孝彬对于权力机关的初次认知,源于一次“被驱赶的经历”。

那时他刚读小学二年级。一次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他的家被划在了邻村的管辖范围内。邻村没有小学,他只能回到原村小。刚进门,就被赶了出来。老师说:“找村长开条子,才能来上学。”

崔孝彬说,那时他抱着书包,站在冬天的大风里发呆,却第一次真切感知了僵化的行政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他立志成为一个更晓民间疾苦的公务员;此外,家里穷,父母也对他寄予从政的期望。

这也是崔孝彬选择到省政府见习的首要原因——他认为,这是考公务员前的重要一步。通过“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也几乎是50名省府见习生的共同目标。

大学三年,崔孝彬最多时共担任了六个职务:学生会主席助理、学院办公室主任等。在他看来,这些经历也都是进入“体制内”的前奏。

为了进入省政府见习,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王鑫拒绝了北大国际法学院暑期保送生夏令营的邀请。这也意味着放弃了成功率接近七成的保研机会。从小喜欢看毛泽东选集的她,将考公务员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

“父母都是农民,觉得公务员旱涝保收。”王鑫说。

如将争取此次省府见习生名单视作一场预演的“国考”,那么其初始就带着“主流”的色彩。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主任唐少鹏称,最初见习制度的设计是面向“优秀大学生”,后删掉“优秀”二字,强调平等参与。然而各高校的征集却大多设定了门槛——西安石油大学获得3个名额后,公布遴选条件,其中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立场坚定是必备的政治素质,且要求曾担任学生会部长以上职务。

崔孝彬曾做过统计,50个最终入围的大学生,有九成以上的人是党员,九成以上的人曾在校担任学生会主席等职务,毕业时有报考公务员打算的也超过了七成。

“这就是一个力争进入主流的过程。”崔孝彬说。

庞大的系统,复杂的现实

7月16日至8月16日,50名来自西安17所高校的大学生,进入陕西省政府大院,开始了为期一月的见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高健雪觉得,见习颠覆了她对于政府“一杯茶、一根烟、一份报纸看半天”的固有想象。她每天的工作重复而忙碌,紧紧围绕着文件打转:打印文件、接收文件、传递文件、粉碎文件……最忙时,她得一手接电话,一手收传真。

西安石油大学的帖文刚被分配到电子政务门户网站管理处。每天他打开电脑要做的,是进入三十多个部门的页面,逐一检查部门网站的网络链接是否有效。鼠标点击数万次,打开数万个链接后,萦绕在他心里的尽是烦躁。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西北大学的学生曹阳。这个20岁的女生被分配到了最为繁忙的部门——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她每天负责核算各种数字——这个共有八十余间办公室的部门,掌控着全省的资金流向,小到不足万元的村卫生所,大到数亿元的文化遗址保护工程。

她最被震撼的,是见到了单位里价值不菲的智能文件交换系统。10平米的房间里,3面墙上有33个灰色的铁柜子,每个柜子需要刷卡才能开关,每份文件也要扫描才能存取,看着这个精密复杂的仪器,她第一次感知到了政府行政体系的庞大和功能的丰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树,将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信访局,孙顺舜则窥见了庞大系统之外的另一种现实。每天他与办公室里的七名工作人员,总盯着墙上两块14英寸的大屏幕。屏幕里出现的访民,偶尔会高喊哭嚎,更多时候,他们木讷而沉默。上访对于他们来说,成了生活的常态。

这个法律系大三的学生,突然陷入悲凉:实行了六十余年的信访制度,却成了求告无门者唯一的安慰。这里沉淀了人们的痛苦,也汇集了太多的希望。“很可惜,我感觉我还是一个旁观者。”他说。

另一种“责任”

见习一个月,孙顺舜对信访部门的认识在加深:只是协调机构,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力量小得可怜。案子要解决,总得等领导批示。

孙顺舜记得有个拆迁的案件,涉及一个副省级单位。信访办打去电话,通知其来开协调会。信访办4个人与100多个访民,坐在办公室等了三个小时,这个单位的人仍然未到。

接待二处的老处长苦笑着对他说:“遇见一些强势部门,我们就成了弱势群体。”

还有一天,老处长与一个老访民聊天,宽慰了他很久。老访民走了,处长反常地沉默,望着窗外发呆。过了一会,他转过来低声地说:“小孙,你是学法的,还是要搞法律。法律终究是最可依靠的路。”

接待的上访者越来越多,孙顺舜挖掘出了一个混杂着痛苦与无奈的事实:上访是上访者唯一的安慰、寄托乃至生活。信访局的存在也有其无可忽视的必要性。

见习最后一天,局里一个副调研员来到办公室,从监视器里看到了一个常年上访、靠拾荒为生的老人又来了。他叹了口气,默默走出信访大厅,在街边买了一杯豆浆、一个肉夹馍,递给老人。两人一起坐在早晨8点的阳光里,谁也没说话。

那一刻,孙顺舜忽然明白了信访工作另一种层面的意义和责任——“帮不了他们,但至少也能安慰他们”。

见习一段时间后,崔孝彬也发现了一个被人们长久忽视的事实:与乡镇基层政府相比,省政府存在着人员不足、工作繁重的情况。

他无意看见了一张工资单,发觉工作多年的处长也仅有3000块的工资。单位的公车监管也比较严,西安实行限号令后,几个部门共用一车的情况并不罕见。

心里话和“官腔”

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孙顺舜最初对充满“人治”特色的信访制度嗤之以鼻,将其称为“古代的击鼓鸣冤”。后来,他却逐渐体察到心中天平的倾斜:他开始学会使用“非法上访”、“重复上访”、“不合理诉求”这些词汇。

“信访有其存在的必要,正如我们国家的许多问题。”孙顺舜说,“我越来越同意领导与我们座谈时说的,中国问题很多,还是要看主流。”

他的四十余位同学,也同样在与政府机关的亲密接触中,发生了细微而显著的变化。

见习一月后,西安工程大学的熊汉宸开始反对朋友们对政府的一味指责,他认为官民矛盾是媒体与公众放大的结果。“官员和群众意见看法不同,在别的国家也屡见不鲜。”

西安交通大学临床医学系的任冯刚,被分配到了省政府办公厅。一个月后,他学会了十余种公文的写法,懂得了在文件中“控制房价”与“遏制房价”的区别,打印文件时会在意标题是否为黑体2号字。

他甚至惊讶地发觉,写东西时会不自觉使用“进一步”、“推动”、“确保”等词汇,而被老师批评“啰嗦”。学医的他,原先写描述病情的主诉时,一般不会超过20个字。

西北工业大学的崔孝彬,则在一个月的办公室生活中学会了如何“处关系”。他懂得了与四个领导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就要站队,太远了就会得罪”。

同时,他也开始研读曾国藩的《冰鉴》、《家书》。8月16日,见习最后一天的告别晚宴上,他特意等到最后一个给领导敬酒,“最后一个敬,领导才会记得你”。

现在他则计划着在毕业前多考几个证——“50个见习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以后当公务员,得有几张证,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孙顺舜还记得,见习总结会上,省长赵正永将秘书撰写的讲话稿放在一旁,选择了脱稿发言,“我应该跟你们说些真心话”。一个小时的讲话里,他谈起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乃至第一笔工资的具体数目,反思“政府的宣传手段比较局限,不能适应年轻人的思维”,甚至还笑着直言:“政府如果有问题,不能不让别人说。”

然而,在随后的学生发言阶段,5个学生代表还是谨慎地念起了稿子,稿子大多以“感谢政府”与“展望未来”为主要内容。

后来,一个领导开玩笑地对他们说:“省长跟你们说真心话,一嘴官话的却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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